三国技能系统汉末饮食(5/6)

》），西晋时又增设了“羊巿”（见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卷54《舆地十．巿》）。像何进这样的“屠者”，在六朝建康城中也有牲畜巿场。“又有小巿、牛马巿……皆边淮列肆稗贩焉。”（见《景定建康志．卷16．古市条》）

农村一样有牲畜的交换，颜斐为京兆太守时，“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见《仓慈传》注引《魏略》），这里透露出当时主要肉食品种有猪和狗。秦汉时期食肉狗肉主要在中原地区，随着五胡乱华大人口迁向江南，食狗肉在南方也开始普及。

鱼巿汉代已有养鱼的职业大户,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每年“水居千石鱼破”也同是千乘之家，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也就是十二万斤鱼。“鲐（海鱼）鮆（刀鱼）千斤，鲰（小杂鱼)千石，鲍（小白鱼）千钧(1钧为30斤)”这样营业额的鱼商同是年赚二十万钱。为甚么鲰与鲍的利润和鲐鮆相差这么多呢?《正义》注解作因鲐鮆又大又好者，所获的利较小而杂的鲰鲍多。

汉末时养鱼大户已不常见，多为小商贩，如任嘏在汉末荒乱时“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见《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昭先别传》）。官府对鱼商收税，就说明当时鱼类贩卖的鱼巿比较普遍，南方盛产水产，专门售卖的鱼巿也随之出现，比如建康有“蚬巿”。（见《景定建康志．卷16．古市条》）

菜巿汉代以后随着人们饮食水平的提高，蔬菜渐成日常膳食中的一部分，这就促进贩卖商巿的兴起。《史记．货殖列传》中每年种植“千畦（25亩）姜韭”与年销售量“佗果菜千钟”的菜商也同样是年入20万。

种植之人也不少，步骘避难江东穷困之时就种瓜自给，更有人“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见《艺文类聚》卷87引《吴录》）、西晋人潘岳在其《闲居赋序》中自称：“灌园鬻菜，供朝夕之膳。”甚至是以城巿作为供应对象。《晋令》曰：“居洛阳内，园菜欲课以当者耳，其引长流，灌紫葱，丁各三亩。”（见《艺文类聚》卷82）江统曾劝谏太子司马遹，别指使下属贩卖菜、茶等。

时人食的菜主要有葵、胡荽、芜菁等。

果品巿汉代以后，果品也渐成人们的重要食材之一。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有这样的规模就能与千乘之家相比，贩卖商“枣栗千石者三之”与“佗果菜千钟”也一样。《索隐》注解云：“三之者，三千石也。必三之者，取类上文故也。以枣栗贱，故三之为三千石也。”枣栗与其它项目的千石、千钟、千钧相比，因价格较贱，所以需要三千石才能达到相同的利润。至于果的交易范围还远至岭南的番禺，《集解》引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也就是当地主要以龙眼及荔枝作大宗的交易货品。

当时的商品交易中，杏是其中之一，且还能以杏换谷，董奉“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一株。于林中所在，箪食一器，是换一谷。”（见《艺文类聚》卷87引《神仙传》）至于大型商品园林的也有：孙吴时人李衡曾在武陵龙阳汜洲上种甘橘千株，后来“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见《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果品交易连官僚贵族也参与其中,比如王戎“性好兴利……家有好李，常出售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这也透露了当时巿场竞争激烈，故王戎为保自己出产的优良品种而钻核毁种。这时期的发达与战乱频繁有关，《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就在卷四作了个总结：“按杏一钟，尚可赈贫穷，救饥馑，而况五果、蓏、菜之饶，岂直助粮而已矣？谚曰：‘木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巿易五谷也。”

酒肆汉代酒业也非常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云：“酤(酒)一岁千酿”亦是千户之君。河北省满城的刘胜夫妇汉墓中就出土三十多个高达70厘米的大陶罐，罐上朱书各类酒名和数量，出土时罐内仍有酒的痕迹，据估计当时装酒一共万多斤。能酿造酒达万斤米酒的大酒坊仅刘胜这一国王就拥有，可想而知当时全国年产量之大了。

但到了汉末开始衰退，只因下达了禁酒令，《后汉书．孔融传》把孔融上书请曹操收回酒禁之表记于建安十二年之后，而孔融死于建安十三年，也就是曹操大概在建安十二、三年所下。徐邈于魏国初建时仍因饮醉而犯禁酒令，也就是说此令持续过起码五、六年之久。不独独是中原，益州也实行过。

禁酒令解除，再加上日后的玄风推动下，酒店遍地。阮籍之子修在洛阳“常步行，以百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茶巿蜀人王褒这谏大夫在其《僮约》（见《全汉文．卷42》）中规定家僮每日要为之烹茶，并要到武阳买茶，这表明了西汉时武阳一带已形成销售茶叶的巿场。

《全晋文》卷52载傅咸《司隶校尉教》：“闻（洛阳）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此蜀妪盖因北人不饮茶，故作茶粥卖之以供北人啖食耳。

调料巿（包括油盐酱醋）

油脂《史记．货殖列传》就收录了一位卖脂（汉代以前称食油作脂）至千金的雍伯，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也说：“翁(雍)伯以贩脂而倾县邑。”战国以前一般是使用各种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