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技能系统汉末饮食(4/6)

地方大巿多指州郡所在地的巿；县城的却多数为小巿。不过无论大巿还是小巿，建成后便需置于官府管理。日后南齐东昏侯于宫宛立店肆“模大巿，日游巿中，杂所货物”说明大巿的规格高于小巿，交易范围及规模也更广泛。

官府置市缘管理市集，其职责可参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口市律》：“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长弗告，罚金各一斤。蔷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诸位诈给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诈给人，皆作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迁之。”即核收市租、维持秩序。

但恐怕收市租才是其主职，至少吴国是这样，《长沙走马楼吴简》都是市吏收租的记录（注6）；《三国志．高堂隆传》则记录魏征收“牛肉小赋”以充国库；汉末交州刺史朱符的酷吏“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见《三国志．薛综传》）

还有，驻军之地不是必有城邑，军巿也随之出现。两汉时军巿已设军巿令一职，军舍中有人犯法军巿令可以格杀（见《后汉书．祭遵传》）。《曹操集》收录过一条曹操所颁的《军令》，当中有一句就是严正“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及都督不纠白，杖五十。”

军巿不止只有肉食供应，潘璋所立的军巿似还能补充其它日常所需品，否则也不会达致“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云：“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颜）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初期军中吏士侵民，这说明普通百姓也可进入军巿，但司马懿既把军营与郡县区分后，军人日后只能入军巿而百姓入郡县巿贸易，以避免再出现纠纷。军巿设军巿侯负责管理，魏晋南北朝民间交易中大量使用的券契也在军巿中出现，说明民巿的管理规则也适用于军巿中。

专门化的列肆包括布肆、帽肆与金玉肆等，不属于此文的范围。

粮巿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所以不像迦太基这些商业国家那样，粮食需求基本是自给自足的，故民谚云：“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赈籴。”尽管巿场流通率不高，但五谷还是城巿居民所必需的，因此在通邑大都中“贩谷籴千钟”，即一家大粮店每年的经营额达到一千钟谷子，也就是一万小石了。

《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这种千种的大家记作“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年收入达20万钱）。据《晋书．食货志》所载，东汉永平五年太平盛世，首都洛阳“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但乱世时间总比盛世长，尤其是董卓之乱后“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经曹操的休养生息和兴屯田，北方渐渐复苏。西晋短暂的繁荣令巿场又开始活跃，首都洛阳便有“五谷巿”，“时谷贱而布帛贵，（晋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巿谷，以为粮储。”

粮商相当活跃，更有奸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见《晋书．齐王囧传》)囤积居奇而谋暴利,晋廷也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设立“常平仓”以调控粮食巿场来达致平抑物价。但好景不长，随着八王之乱爆发，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关中饥，米斛万钱。”、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公私穷踧，米石万钱。”中国又陷入崩溃的局面。

三国时，胡质之子胡威从洛阳来探任荆州刺史之父,辞归时胡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胡威也能以绢沿路购粮“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这就说明当时交通路线中还是能买到粮食的。(见《三国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

孙权任车骑将军时，全琮之父全柔为桂林太守，“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巿易”这只是当时贵族与官僚投入粮食经营的冰山一角之例，晋人江统就概括的总结：“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巿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

热衷于粮食买卖之因就要追溯至董卓之乱铸小钱令五铢钱崩溃，其间曹操虽重新复铸五铢钱，但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还是正式宣布“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巿”，蜀吴虽有金属货币流通，但混杂大量虚额大币,以吴的大泉五千面值最大。就算曹

（本章未完，请翻页）睿于太和元年铸魏五铢，还是改不了货币经济的空前衰退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粮食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就是魏晋的特色。《晋书．食货志》就以此作总结：“人间巧渐多，竞湿谷以要利……虽处严刑而不能禁也。”更有甚者,南朝宋人沈庆之指着田园对人说钱尽在其中。

屠肆汉代的畜牧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经营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陆地牧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167头），千足羊，泽中千足彘（猪羊250头）……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千户侯年收入为20万）。”畜牧业的发达也体现于屠宰和贩卖中：“屠牛羊彘千皮”和“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皆是和前述的“贩谷籴千钟”一样，年收入廿万（千乘之家）。

曹魏时，首都洛阳东部的石桥南就有“牛马巿”（见《洛阳伽南记．卷二．城东崇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