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远笑了,说:“你看我像吗?”
“像,像。”她情不自禁地说,“像一个高中生,就是黑点儿。”说完,她兀自地笑了起来。
高志远说:“我是地地道道地农民,能不黑吗?”
“哎呀,你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窗户口吹喇叭——名声在外啊,全公社都知道你们队夜校搞得好,说社员真得都扫除文盲了。”她还稚气的脸上兴奋得像一朵花儿。
高志远被这姑娘的诚实率直所感动,说:“十里地没准信,你别听人们瞎传,我们队也一般。”
“你是姓高吧?叫什么名字来,我没记住。”
高志远只得说:“我叫高志远。”他又礼貌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爽快地答道:“我叫黄莹,是晶莹的莹,可人们都叫我‘黄莺’。”
“黄莺很适合你,你的声音清脆甜美,很像黄莺。”
“人们也这么说,叫就叫吧,名字不就是个代号吗?”她又看着高志远说,“你还没告诉我什么变相图书馆是怎么回事呢?”
高志远只得把夜校考试奖励的事情说给她,最后说:“奖励了社员四十多本书,全村互相传换着看,不就是变相图书馆了吗?”
黄莹高兴地说:“你真有办法!怪不得你们夜校搞得好呢!”
他俩一边说着话,一边找着图书,纸上记的书店没有的图书,高志远要买本别的图书代替。
黄莹说:“不用代替,我把书名记下来,去县新华书店给你进,就晚几天的事。”
高志远想既然有的人想要那本书,一定是一心想要的,换一本怎么也没有他想要的那本好。再说,看黄莹那么热心帮忙,也就答应了。
应该买46本书,缺了9本,便先买了37本,高志远和黄莹结了账。黄莹找了个纸箱子,把书装好。她忽然说:“高老师,你能不能等一会儿走,你们队买这么多图书可值得在全公社宣传推广啊,我找刘宣委让他亲自来看看。”
高志远平淡地说:“不用了,这是为了扫盲,没什么值得宣传的。”
黄莹听了,有些惋惜地说:“那好吧,我好好向刘宣委汇报汇报。”
高志远把纸箱搬到车上,向黄莹说,“我走了。你什么时间进回书来,给我们大队捎个信去,我就来拿。”
黄莹非常热情地说:“你有时间到公社来,可到书店来啊。”
高志远说:“我来公社一定来书店。”说完,便赶着牛车走了。
晚上上课,他把那37本书,按名单上写的发了下去,没发着的,他说:“没发着的,是书店里没有,书店答应到县给进去,过几天就会来。来了我去拿回来再给大家发。”
得到自己想要的书的人兴高采烈,像宝贝似的翻看着;没得到的,知道过几天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心里也很高兴。
发完书,高志远便开始上课,依然接着学春联……
转眼之间,到了新年。
高志远回顾回来这半年,觉得既是充实的,也是郁闷的。充实的是他如痴如醉地沉浸在马列毛泽东的著作里,一个一个地解答着心中的疑惑,一个一个地辛苦地也快乐地爬着哲学的山峰,让他暗淡的心里透进了一丝亮光,明白了不少道理。另外,夜校学习也如火如荼,社员们的扫盲任务即将完成,虽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让他那空虚的心灵多少有些慰藉。郁闷的是他如行在漫漫的黑夜,虽多少透进了些亮光,看到些希望,但仍不知道这漫漫黑夜有多长,仍有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来到过年,生产队给每口人分了6斤白面,三斤猪肉,算是过年了。因为个人家都养不起猪,生产队有养猪场,每到逢年过节杀几口猪,给社员们分点儿肉。对于一年见不到油星吃糠咽菜的人们来说,吃一顿白面馒头见到两片猪肉,那种心情是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的幸福。
那时赶年集,只花个十元八元钱就够了,现在听听像是笑话。可那是真的。赶年集需要买两张红纸写春联,每张一角钱;买十张八张烧纸,上坟用,每张四分钱;买三五张黄表,每张五分钱;买“天地爷””灶王爷”每张二角钱,没钱的可以不买,过年用黄表写个“牌位”供上即可;买小鞭一挂,四、五角钱,留年五更放的;买“二踢脚(双响)”十个八个,每个五分钱,留作初一十五烧香放的;买二斤酒,每斤一元多钱;买二斤糖,每斤七、八角钱;……这就基本算是办齐年货了,你算算花多少钱?是不是有十元八元就够了。
不过那时候十元八元钱也不好挣呢!高志远回家那年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五分钱,秋天最累的割地每天才挣八分工,十分工合一个劳动日。那就是干最累最重的活计,每天才挣三角多钱,要干一个多月,才挣十元八元钱,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那年高志远和父亲挣了三百多个劳动日,除去口粮钱和平时借的钱,净分六十二元八角钱。那在当时是分钱的大户了,有一多半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一分钱没分,还欠生产队的钱,当时叫“三角债”。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找高志远写春联,因为,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只有小学校张老师和他写春联,去晚了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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