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眉啊，你是军人。军人就不要去干涉政务。稽疑院的选择就我们的选择。”杨锐最后道。
杨锐如此交代，贝寿同便陷入沉默，不过从他固执的神情看，明显是没想通。在杨锐悠闲喝茶的当口。他最后还是愤然道：“先生，我们绝不能看着那些人把这个国家给毁了！”
“那你要怎么做？”杨锐温和道，“跳出来接管政府，宣布全国军管？”
“不是！”看见杨锐盯着自己，贝寿同又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两千多年，在罗马还未统治世界的时候，北非有一个迦太基古国，他们当时控制着整个地中海贸易，极为富有。当时虽然没有蒸汽船，可地中海还是太小，罗马和迦太基最终因为一次偶发事件开战。战争打了二十三年之久，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最终还是罗马人顶住了，迦太基不得不认输赔款。从此地中海海权由罗马掌握而不是迦太基。”
说到此，杨锐看向贝寿同，“季眉，你知道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什么吗？”
“真正决定……”昔日复兴军的座右铭是科学和艺术，但杨锐这么问，明显不是这个答案，他思考了一下，摇头道：“还请先生解惑。”
没想到几十年后还有这样的师生对答，杨锐笑了笑道：“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将领、不是技术、不是战术、不是艺术，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对阵双方谁比谁更野蛮。”
“野蛮？”贝寿同不想居然是这个答案。
“野蛮不是凶厉。不是谁比谁更狠、谁比谁杀人多。因为狠仅仅是一时的，从里到外、对敌对己都狠才是真野蛮。一个文明人，打着打着就不会想再打下去，他们希望和平。但一个真正野蛮的人，他骨子里是厌恶和平的，在他看来，杀人和被杀才是常态，和平是变态。换而言之，战争源于与生俱来的兽性。而和平则是取决于人性。
长期战争是要靠兽性来维持的，欧洲大战就是例子。德国人就是比法国人更有兽性，所以德国人能撑到最后，而法国人打了三年就想休战。这是民主制度和君主立宪制的差别吗？不是。这其实是两国国民身上兽性比例的差别，这种差别你能从德国人的日常起居和法国人的日常起居中看出来，柏林就是没有巴黎舒适，所以德国比法国人更具野蛮特征。
稽疑院代表大部分人是民选的，不管这些人花钱买了多少选票，他们都是民众的代表。如果他们身上野蛮不足、兽性不够，那即便你强制他们保住日本又如何？即便强制他们对美开战又如何？民众全都不想打仗想投降、不想出力想偷懒，说不定你前方打着，后方就革命了。到时候你不但不是民族功臣，反而是挑起战争的罪人，甚至，审判你、绞杀你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自己人，这种例子在历史上素来不少。
历史上每每有英雄出现的时刻，都有国家民族全面衰败的背景，要不然为何只有英雄的个人而没有英雄的国家？要不然为何国家民族会落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使得要靠几个英雄来救场？如果民族国家的大势是消亡，即便靠英雄力挽狂澜，最终的结局一样无法改变。这次，我们就用下半年的谈判来试试这个国家有多少兽性，如果这关都过不去，我们打赢了战争又如何？我们死后，又有谁能支持这个国家？”
纵然心中再热血，杨锐的话也让贝寿同凉到骨髓。是啊，如果民众都不想战争，那自己所作所为又还有什么意义？他忽然想起了杨锐多年以前的一次内部讲话，那时是说：人类只有两种状态，其一为兽，其二为奴，人仅仅是由兽变为的奴的一个舒服过程，器物越精致、文明越发达、思想越人性，那人就离为奴不远了，因为他们全然忘记了大自然至高无上的生存法——你死我活。
思虑即此，贝寿同缓口气再道，“先生，其他人不管，可年青的学生们却不乏热血之人，这些人总有兽性吧？”
“年青学生那不叫兽性，那叫脑残。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国家被他们彻底糟蹋，你我的结局和日本总理大臣滨口雄幸一样被忽然枪杀。”杨锐没想到贝寿同居然打年青学生的主意，不得不再次告诫，“民意不可肆意煽动，我当年煽动农民已经给后来者开了个坏头——宋遁初就是因为想走这条路最终完蛋的。虽然陈其美杀他只是为了挑起国家内乱——这人从来就没有在国内呆过，根本不知道司法独立的效应——但宋遁初还是可以说学我而死。”
“稽疑院那些反对中日结盟、要求交好美国的嘴炮回答一个就好：解散同盟后，要是哪一天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决定开战，以他们的作风战争定是以偷袭开场，届时他们打不过，而美国大兵压境，要占领整个日本，我们当如何行事？
是坐视日本被美国驯服改造、最终变成美国的附庸，还是加入战团、帮日本抗击美国？”杨锐似乎有些动怒，激动的道。“美国不是英国，他不可能在此情况下接受第三国调停而放过日本，他肯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才会消极怒气。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日结盟反而能约束日本、遏制战争，而不是嘴炮们睁眼说瞎话讲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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