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91第344章 暗波(4/6)

失范行为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若“教育产业化”得不到有效遏制，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会因无力负担高额费用，而被剥夺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而更多的家庭只能减少其他开支，忍受过重的教育收费。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家庭的子女，即便是学习成绩和资质都很一般，却也能够通过“买分”进入教育质量高、办学条件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还会导致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出现“平价生”与“高价生”的等级区分，以致在最不该形成阶层和等级的领域出现沟壑，既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社会的不公平，也给经济承受能力较弱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同时对讲求有教无类和传承美德的教育受到侵蚀，甚至还可能在那些倾囊或负债进入高价学校的学生以及因家境贫寒不能进入高价学校学生的心灵中，播下怨恨的种子。

“教育产业化”的失范行为败坏了教育的崇高社会形象，扭曲了个别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的逐利，甚至由此滋生拉关系、走后门、买分数、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让人们心目中圣洁的殿堂沾染铜臭，也使得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为之蒙羞。作为直接后果，受到影响的还远不仅是教育的声誉和学校本身的健康发展，同时招致考问和摇撼的还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学校的天职和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两大政策在后世是国内公认的两大民怨政策。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与举世瞩目的医疗不公并驾齐驱的，是教育不公。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几名，人均教育经费之少，连乌干达都不如。她特别指出，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震惊。这番话不仅点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还触及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农村两重天的不公正事实。但我国教育领域的不公正决不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是涉及教育的每一环节。

医疗和教育两大不公的实质都是趋权趋钱而排斥底层。如果说我国覆盖面小而又高度等级化的医疗保障已经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准确的说是富人和权贵的俱乐部，那么教育则朝着富人和权贵筵席的歧途越走越远。医疗事关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关系到人的大脑和精神。两种不公都与每个国民利害攸关。但相比之下，教育不公的恶果更加严重，影响更为长久。因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对当下的现实还是长远的未来，教育都是参与塑造的关键因素。对国家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什么，世界上那些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已经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对个人来说，教育开启人性，革新人的天赋，开发人的潜力，扩大人的生命内涵，并引导人完成社会化过程，使人能够了解和遵守社会生活的必要规则，认识和承担自己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必须要承担的种种角色和责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经由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足社会。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

但我国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几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不是从培养接替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从诸如人才资源、科技、经济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社会功利性角度看待教育。教育关系到国家兴盛与否的种种社会功利意义固然重要，但国家兴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然而，恰恰是教育对每个个体生命的意义，极少纳入政策考量的视野。如果批评我国教育政策目中无人，应该不冤。可是在借教育的名目拼命算计百姓的钱袋、不断提高收费时，又格外目中有人了。影响教育政策的人们一说起大幅提高收费理由，社会功利性、特别是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这些我国教育的真实特征就从话语中淡出了、隐去了，教育使个人受益这一面被想起来，并且高调提起。只不过，这目中有人不是基于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不是基于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生活的通行证这一事实因而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而是基于钱。基于钱的目中有人把受教育机会这一基本权利当成要用钱来换取的商品。

这意味着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否定。教育产业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被否定得相当彻底，高中、大学阶段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本来宪法赋予公民的有平等受教育权的天赋权利以商品的形式贩卖了，你要享受这个权利必须自己出钱去买。这使得贫家子弟很自然的失去了这一“平等权利”，最终导致的结果，自然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自然谈不上和谐。

教育领域的种种“教育产业化”行为，客观上在不断强化应试教育。公办学校为了提高竞争力，就会想方设法争取政府投资，以集中好教师等优质教育资